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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0-19 08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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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是因为满载井盖的一辆车在河南境内发生了事故,车主隔天却发现车上的井盖被人哄抢。

  常言道: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。” 本次事故涉及的两个关键,河南人和井盖总是牵动着河南人心里的弦。在事故发生不久,网上已经出现了网友的大型自黑现场。

  据最新报道,车主已追回丢失井盖1800多个,并有当地网友向司机发红包致歉。

  河南人偷井盖已是万年老梗,而因为一部分人的不光彩事迹,渐渐被放大为整个河南人的阴影。

  人们为什么会对河南人产生偏见,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,我们如何去看待“河南人”这个群体,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。

  在“人民日报”和“头条新闻”关于河南新闻的评论区,往往景象不太和谐。诸如“河南人,每天的头条,尤其是灰色新闻,都丫少不了你”“缺德事十有八九在河南”这样的言论已屡见不鲜。

  “就是民工进了城,也仍旧是筷子上面串两馒头,端碗青菜蹲在墙角吃起来。若是给他蛋糕,他说味道不如玉米面;让他吃鲍鱼,他说跟咬馒头差不多。河南人啊,这就是土命。”

  第二个叫做“脏”。脏在这里可以认为有两层含义,第一是外表脏,第二是心里脏。外表脏是说在河南的火车里,到处是随地吐痰的列车员;而心里脏就是说河南人既狡猾又无赖,精通欺诈术。为此还有人编了个段子叫:“十亿人民九亿骗,河南人民是教练,总部设在驻马店。”

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在日常的交流中的”河南人“已经不再是泛指生活在某一个地区的人,而是指具有某一特殊身份的人。当人们一提到这个特殊身份时,不自觉地就会在脑海里描摹出一个印象,并赋予负面的含义。

  古时候的“河南人”可以说不乏才子佳人,如今的”河南人“被黑段子所累,这背后社会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。

 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看看世界有多大,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去了解外界,了解河南,如新闻报道、电视电影、相关书籍,甚至是网友的留言等。这些共同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个“河南人”的形象,尽管不一定与真实的河南人形象相符,但这已形成大部分人的共同印象。

 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在描绘这个形象的时候,每个描绘者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。戈夫曼的“框架理论”认为,人的认识是基于某个或多个框架之上的,个体在认识某一特定事件时,不管他将怎么做,他都倾向于暗示着 (或实际采用着) 一个或多个解释框架或 ‘认知基模’。对于同一事件,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,这就是不同的框架所致,而框架又是在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下形成的。

  这种框架,同样表现在新闻生产之中。新闻编辑部里,有一套新闻生产的逻辑,从采访到见报,一系列流程都离不开新闻框架的操控。那么,大众媒介是用什么框架来建构“河南人”的呢。

  新闻媒介构建“河南人”形象主要是从报道主题、报道篇幅、报道倾向性和叙述方式入手。

  有学者统计,1999-2014年这15年来,新浪网关于河南人的报道主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:实施犯罪行为的嫌疑人、遭遇不幸的受害者、敬业奉献者。

  从主题来看,报道的倾向并未一边倒,但数量则不然。据统计,实施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为主题的报道量总共有148篇,占据总比重高达46.25%,而正面的敬业者为主题的报道仅有37篇,占总比重11.5%。这样的对比之中,不难看出“河南人”过去在媒体报道中呈现较负面的形象。

  而报道的倾向性与叙述方式,则更直观地为受众建构出更清晰的形象。如网易新闻在2016年一则名为《河南男子被控四年内在北京房山盗窃 287 起》的新闻中,不仅标题上牵涉了河南人,在报道内容之中也对作案行为进行了刻画。

  “张某秉持“贼不走空”的原则,盗窃数额多则几千元,少则几十元。从比较贵重的金银首饰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,到普通的生活用品,像自行车、化妆品皮鞋、公交卡、十字绣,张某几乎见什么偷什么。”

  如此一来,通过语言逻辑间的描述,以及其中暗含的感情色彩,一位见财起意、为非作歹的形象便具体的出现在了受众眼前,而人们难免无形中会给这个形象一个预设,叫河南人。

  如果说新闻报道以信息流的形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认知之中,给人们塑造了拟态环境,最终建构了某部分人的形象。那么大众电影则在无形中加速了这一过程。它的形式较为隐蔽,由于娱乐化的效果,往往容易被忽略。

  电影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视觉,给大众提供一个现成的“河南人”形象,许多人便会不假思索的把影视形象与真实的“河南人”画上等号。例如在《龙门飞甲》中开黑店、吃人肉、无恶不作的河南老板;《疯狂的石头》中的盗窃三人组,更是成为全剧的丑角。虽然电影只为制造喜剧效果,并非有意抹黑部分人群,可电影的呈现依然使得某些负面形象更为深刻。

  记忆一旦进入了社会领域,它就具有了新的能力。对于久远的过去,我们就只能依靠其它媒介来辅助记忆,比如老照片,史书,档案资料等等。这些媒介有一个特点,就是刻写。

  书写的主体是人,人在书写的时候也必然有自己的书写框架。也就是说,记忆在这一逻辑上也成了一个被建构的对象,过去的社会一样可以被媒介建构出来。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就提及一点,社会记忆是如何渗透到日常层面的,就是通过反复的操演和日常刻写。

  如若人们去了解近代河南的遭遇,或许会少些讥讽,多些体谅。河南的灾荒很遗憾,没有通过教科书令更多人知晓,也没有通过电影让更多人记住。

  反之,当不少人已经把对河南人的偏见当成日常调侃用的“梗”时,说明这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定势。最终,这些黑段子以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时,就意味着负面的形象会被社会大众长久记忆,那才会成为某个地域人民永远的痛。

  当今时代,我们越来越依靠媒介生存,以至于每做一个决定都会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,却忘记了媒介背后的人。你会因为抖音里的魔幻美景,萌发想去重庆走走的念头;也有可能因一次宰客事件,把东北雪乡拉黑,然后再次加重对东北人的偏见。

  今天是河南人偷井盖,明天是湖北人耍心眼,后天是上海人排外。凡此种种,不过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形象罢了。一个人的一生尚且见不完一半的河南人,又有什么理由擅自下这些定论呢。

  要让人记住河南的好,可能几十部宣传片都不够;可要毁掉河南,只要每个人把黑段子重复一百遍就可以了。肉眼所见未必是真,亲自去接触河南人,去河南走一走,才会有新的答案。